章九 临寿春城启大战 登八公山论古今(2)

我是蓬蒿人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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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(第一更,国庆快乐!)

    这回李从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实很明确。

    这件事的起因,还要追溯到当年先攻淮地还是先攻两川的争论。

    彼时王朴曾有进言:“先争江淮,有许多好处。其一,南北之争,得淮地者得先机,夺得淮地,便能在战局争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动权,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,大唐得淮地,江南就只能被动防守;其二,江淮之地,有渔盐之利,商贾富豪之家云集,若能尽得江北之地,则朝廷每岁可增财赋巨万;其三,江南诸侯,杨吴为最强,若得江南,可封锁杨吴出海之道,使其困于一隅之地,亦无法再与契丹相通,日后平定杨吴,可四面合围,使其无转腾余地;其四,大唐得江淮,方便往海上通商;其五......”

    吴国目前的处境,是北有大唐,西有马楚,南有刘汉(南汉),东有吴越、闽国。但因其掩有淮地,北至海州(后世连云港一带)南抵长江口,故而有千里海岸线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,若能夺取江北,就能极大削弱吴国国力,而相应极大增强大唐国力。

    原本历史上,南唐在中主李璟时,东灭闽国西灭楚国,而自失江北之地后,国势大衰,自此困守一隅,再无作为,最后坐等被灭——虽然灭闽、楚后,南唐并无实质收获,而是徒耗国力,但彼时它能速灭两国,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,没能守住战果,不是国力不足,而是君、臣的问题。

    且说王朴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后,秦王府众人是有一场大辩论的。

    但当时孟知祥、李绍斌据有两川,不遵号令,以大唐之臣,而妄图行割据之实,大唐不能容忍,遂先定两川。如今两川安定,大唐便要争夺淮地,恰逢吴国以为李从璟、李从荣兄弟相争,必有内耗,又兼其整顿内政,精力有限,于是乘着老楚王马殷新亡的时候,出兵楚地,意图称霸江南以壮国势——这就给了大唐机会。

    今岁以来,大唐先是整顿洛阳吏治,而后出兵楚地以援楚王,再后推行新政新一阶段大政,随之又削平山东诸藩镇之动乱,将吏治整顿推向州县,当此之时,马不停蹄发兵淮地,一系列大政国策实施的非常密集紧凑。

    这种密集紧凑的国政大事,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急躁之气。

    虽然急躁,但未显其乱。

    洛阳吏治整顿完成之后,整个大唐朝堂甚至是大唐官场的风气,就焕然一新,洛阳十之二三的官员被惩办,不仅震动了洛阳官场,事情完成之后,也使得洛阳官场焕发生机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,对州县吏治的整顿,就容易多了。

    正如冯道所言:“治理天下官员,在疏不在堵。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,就算杀再多人,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,整顿吏治,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,意在威慑不良官吏,使其畏惧律法,而后以律法为依据,整治官场风气,重塑官场秩序,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。”

    冯道的话,从制度上而言,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,并且笃力行之,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,以此达到肃清吏治、政治清明的效果。

    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,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,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,甚至可称杀人如麻,但结果表明,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。

    就眼下而言,洛阳吏治整顿之后,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,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,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。

    冯道、安重诲、任圜、李琪、李愚,虽然不能称为名臣,但也都是一时之选,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,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。

    其中尤其是任圜,本有济世之才,史书说“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,无明哲保身之道”,可见其才能不差,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,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,也就不是问题。

    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,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,并非鲁莽之举,根由就在这里。

    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,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,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,意在吸引各方视线,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。

    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,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下,只能应对寻常情况与维持日常运转,无法对突发性的大灾难采取有效应对措施,其在大唐的势力,被军情处全面打击,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。这时候的青衣衙门,纵然还有些残余,也只能蛰伏隐藏,在军情处的严密封锁下,又哪里能及时探知侍卫亲军本就隐蔽的调动?

    李从璟东行之后,山东作乱的藩镇,因民众心向朝廷,而李嗣源多有布置,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,遂不日悉数平定。

    事实上,百战军在平定宣武军之后,并未多与平卢军、天平军纠缠,而是亮出声势后即挥师火速南下,李从璟只带了三千君子都,在义成军的襄助下,很快揪出平卢军节度使安重霸,与天平军将领王公俨。

    而后,李从璟将整顿吏治、官员撤换、推行新政之事,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,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。

    因为唐军进军淮地实属突然,吴国对此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未有防备,而百战军将、卒皆精锐,遂能奇袭得手,顺利渡过淮河,迫使吴军只能退入城中踞城而守——但饶是如此,百战军也没能一举端掉寿春城。

    由此观之,大唐自今岁以来,整顿洛阳吏治、大造声势出兵楚地、推行新政于地方、平定山东藩镇之乱,而后兴兵南下直扑寿春,所有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,而是串在一起的。

    李嗣源、李从璟父子,谋划与布局之深远,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而贯穿整个布局的精髓,便是李从璟、李从荣兄弟相争的假象,没有这个令世人令吴国普遍接受的假象,就没有吴国大胆西征,也就没有如今大唐布局功成。

    “从荣是我看着长大的,对他的秉性,我岂会不清楚。未从军时,我与他朝夕相伴,我读的圣贤书,也是他读的圣贤书。”李从璟在小案后坐了许久,便又站起身来,临山崖而远望,“徐知诰并不清楚从荣之为人,却断然以为从荣必然‘为他所用’,岂不大错?”

    莫离在他身旁轻笑道:“真说起来,徐知诰并非没有了解赵王,只不过他了解到的东西,都是殿下想让他了解到的罢了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的不错。

    李从璟南征北讨,与各方诸侯生死较量,也不知用过了多少计谋,算计了多少人心,他既有此心性谋略,又岂会对身边之人视而不见?

    耶律倍与耶律德光、徐知诰与徐知询的矛盾关系,都曾被李从璟利用过,即是如此,他当然要防备有朝一日,别人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    若不能如此,他也就称不上多智了。

    更深一步说,虽然李从璟穿越到当世,因知这具身体的主人下场很惨,起初不过是想保全性命于乱世,但对李嗣源日后称帝的事,他却也知晓,既是如此,对李从荣、李从厚兄弟,他岂能不多加照看,有意培养他们的心性?

    一个人之所以是他现在的模样,是由他的成长阅历所决定的,这个阅历就包括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,在李从璟的有意熏陶和耳濡目染之下,可以说李从荣打小就有了兄亲弟恭的性子。

    这一点,从李从厚表现出来的性格就能看得出来。

    至于徐知诰打听到的李从荣,不过是李从璟有意制造的假象罢了。甚至可以说,从徐知诰开始打听李从荣开始,他就落入了李从璟为他设计的圈套。

    “徐知诰有今日之失,也不冤枉。凡事皆由因果,闻其果,知其因,便知那些让人意外的结果,其实都是必然。”李从璟长舒了口气,随即笑了笑,“天下之大,人各不同,别人家要兄弟相残我管不着,但在我们家,只有兄弟同心其利断金!家不治,何以治天下?”

    莫离笑道:“就是不知宋王得知此事后,会是何种反应,他那刚直的性子,之前可是把赵王恨惨了。”

    “姑且莫说从厚,下回回洛阳时,永宁还指不定对我如何呢。”想到这里,李从璟就有些发怵,“你是没看到他揪着从荣耳朵进宫的样子,分外吓人。”

    莫离笑而不语。

    就在众人山顶观光的时候,楚地战报送了过来。

    览罢战报,李从璟笑道:“不负众望,洞庭湖、朗州相继大捷,杨吴损失惨重,已经退守益阳。”

    莫离看过战报后,目光悠远道:“说起楚地战争,大唐之所以选择在吴、楚相争数月,且楚王已失王都与半壁河山的时候才南下,可是大有文章。”

    李从璟冷哼一声,“楚王名义上虽向大唐称臣,实际上却行割据之实,此事若是放在前些年,大唐姑且可以容忍,但时至今日,大唐国势远非昔日可比,可就断难姑息。”

    “马殷病卒时,大唐刚定蜀地,国内又未整顿吏治,削平宵小,加之新政深化在即,不便多生事端,遂只能暂且安抚。而今大唐北弱契丹,内强州县,诸事都在平稳向前,腾出了手来,自然要放眼天下大局。”

    楚地战争打了小半年,大唐才决意入楚,可不是因为楚王的救援信。

    大唐先前不入楚,也并非就是腾不出手来。

    若是楚地完全,还都掌握在楚王手中,此时唐军入楚,帮楚王守住了楚地,等到吴军退却,那楚地是谁的?

    唐军辛辛苦苦南下,损兵折将,岂能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。为他人守家门,那唐军成了甚么?

    便纵是事后楚王给予回报,那也不是大唐想要的。

    大唐想要的,是将楚地收入囊中!

    如今,楚地半壁山河都入了吴国之手,唐军再将其打下来,可就是从吴国手中获得,所属关系立即就发生了变化。

    又且,此时唐军与吴军作战,还有楚兵相助,这事就容易得多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,唐军此时入楚,是因为火候到了。太早入楚,纵然打吴军较为轻松,但事后强行吞并楚地,吃相就太过难看。江南毕竟诸侯林立,大唐太过强势,引得诸侯人人自危,亦或与吴国联盟,那就未免不美。太晚入楚,楚地就都成了吴国的了,得不到楚军与楚王臣属的相助,那打起来就太费力。

    入楚,夺淮,眼下正当其时!